避讳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项源远流长的礼教规范，其历史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据《公羊传·闵公元年》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一制度在周代已初具雏形。该制度主要针对四类对象：帝王、长官、圣贤及长辈，其中对帝王的避讳要求最为严苛，不仅需避讳本字，连同音字也要规避，否则将被视为对君主和先祖的大不敬。
盛唐时期虽以开放包容著称，但避讳制度依然严格施行。东晋诗人陶渊明因名中渊字与唐高祖李渊名讳相冲，其作品在唐代流传时不得不进行改名处理，甚至民间对其称呼也刻意避开渊字。这种对已故文人的避讳尚且如此严苛，对当世之人的要求自然更为严格。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祖父李虎的避讳给唐人带来了诸多困扰。作为北魏名将，李虎被追尊为唐太祖后，虎字便成为全民避讳的对象。这个常用字的避讳导致了一系列有趣的文字替代现象：虎牢关更名为武牢关，成语管中窥虎变为管中窥豹，甚至连猛兽老虎也被改称为大虫或猛兽。唐代文献中常见大虫的记载，若在彼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样的俗语恐怕要说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才合乎礼制。 这种避讳还催生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生活用品名称——马桶。古代便器原称虎子，为避李虎名讳而改称马子。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明确记载：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讳虎，始改为马。这一称谓后来演变为马桶，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卫生器具。然而细究唐代文献，仍可见到虎字的使用。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诗圣杜甫《北征》也有猛虎立我前之句。这种现象与《唐律疏议·职制》的规定有关：避讳主要适用于姓名及官方文书，日常诗文创作并不在严格限制之列。不过多数官员为求稳妥仍会主动避讳，只有李白、杜甫这样特立独行的诗人才敢在作品中直书虎字。二人仕途不顺是否与此有关，已成为历史留给后人的有趣猜想。 （总字数：65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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